家里的人口稠密得像一锅煮沸的饺子，空气里弥漫着陈旧家具和久未打扫的灰尘味。我没找着丈夫的影子，也不想要那个面目模糊的“父亲”干涉我的生活。怀着身孕，我像个异类，固执地拖着行李搬进了家里一位女性朋友的房间，将头枕在她的手臂上。只有在她身边，在那片狭小的、属于女性的领地中，我才能阖眼。

  半夜，肚子里仿佛有一台老旧的钟表开始疯狂敲响。家里的女人们紧张起来，张罗着叫了救护车，那个意见最大的“父亲”，此刻倒是彻底隐入了墙纸的阴影里。红光闪烁，映亮了客厅斑驳的墙壁。两个护士从车上走下来，她们说着急促而陌生的粤语，我原本是会听的，但在那时那刻，那些音节像某种异国的咒语，我半个字也听不懂。头和肚子同时传来一阵阵钝痛，我像是要被这疼痛压碎。

  生产猝不及防地发生了。我没有感觉，灵魂悬浮在天花板上——俯瞰着那只被剖开的蚌，露出一个惨白的、闪着珍珠色泽的婴儿。它滑腻腻地落在地上，羊水“哗”一下蔓延开在客厅的水磨石地上。那婴孩像一个冰壶，在满地浑浊中越滑越远，而那段红色的脐带，像一条自行断气的蛇，不知不觉竟被婴孩被拉断了。

  护士还在用粤语念叨着什么产后护理的规矩，声音忽远忽近。我猛地睁开眼，现实带着疼痛忽然砸在脸上，一把掀开了脸上的眼罩。

  头痛一下消失了，只有胃里还残留着不知名的钝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