会议室的灯光昏黄，整个部门都到齐了。我的部门长慵懒而闲适地坐在我们在正前方，手里摩挲着一份名单，而我们呈扇形在他对面落座，惴惴不安。
    部门长开始点名，每叫到一个人，那人便站起来，报出自己考过的证书的名字：CPA，ACCA，SHRM，CFA，PMP，CDA ......声音在墙壁之间弹跳，落地有声。
    轮到我时，我感觉到自己的脑袋僵硬，脊椎泛寒——我摆烂很久了，什么证书都没有考过。就在我要起身的刹那，我小组长的手轻轻按在了桌沿，她敲了敲桌，止住了我：“她就不用问了。”
    她说得很轻，但如一记重锤落在我心：“她什么情况我们都知道。”
    像一盆冰水从头顶浇下。我知道他们知道什么，他们知道我拖延，知道我害怕失败，知道我在每一个早晨关掉闹钟继续睡去。
    他们就这样把揭露出来，我无处可逃。
    没有人看我，下一个名字已经响起，好像所有人都在前进，永无止境地攀登社会之梯，只有我徒劳地被留在了原地，愣愣地，惆怅地，无助地。

大约晚上8点，直到确认宿舍里确实空无一人，我才敢在宿舍的地板上做俯卧撑。
    说是俯卧撑，其实只是努力而徒劳地把身体趴下个几厘米，再颤巍巍地撑起来。窗外就是个巨大的操场，沥青跑道在月光下泛着红色的光，而四周的深蓝色树林安静如迷。操场上人声鼎沸，热火朝天，但我就是不敢走出去。
    我怕被人看见。
    我怕那些体育生看见我这副模样——眼镜，细胳膊，跑两步就气喘吁吁。
    我知道他们怎么说我，四眼弱鸡，细狗。
    我所在的这个宿舍很奇怪。它庞大，似乎无边无际，塞了十几张上下铺，男女混住，这样竟然没人觉得有什么不对。和我一样的文科生只有几个，剩下的全是体育生。他们部分白天昼夜地在操场上像野兽一样奔跑和训练——我只敢在所有人都还在训练时偷偷翘掉晚休，摸黑在宿舍的空地上做一些毫无意义的运动。
    门就在这时被推开了。
    一个男人走了进来，他赤裸着上身，身后跟着一个穿吊带裙的女孩。他是我们宿舍的风云人物，省赛冠军，多项短跑记录的保持者。他的腹肌，在走廊漏进来的灯光下像一块块排列整齐的青石板。
    他看见我，停下了和女孩的打情骂俏，歪着头盯了我几秒。
    “你这样练没用的。”他说，声音里没有恶意，只有一种陈述事实般的怜悯，“划水，是练不出来的。”
    女孩在他身后轻轻笑了一声，环抱住他，灯影在他们两个身后拉得很长。

我家大人们的关系好似一团缠绕的线，一笔数不清的烂账——我的妈妈曾是那个赫赫有名的富家子，江湖人称小A先生，苦恋不已又弃若敝履的情人。后来她退出江湖，和那位曾在她之后短暂取代了她在小A先生身边的位置，又急流勇退的女人住在了一起。
    人世间的缘分总是这么神奇，这两位金盆洗手的情人，传说中的小三和小四，在斗法过招后互相欣赏，竟然组成了家庭。
    我管那位叫“母亲”，而她带来的一对龙凤胎则叫我的生母为“母亲”，我们一家五口人，自己也活得衣食无忧。
    我只知道她们虽然离开了小A先生，却依旧靠着之前的人脉，经营着某种咨询生意，其实也就是和过去圈子里的那些女人互通有无——哪些基金安全，哪些男人即将离婚，哪些律师能帮忙从前任的版图中剥出最后一点红利，哪些店铺能买到可充门面的二手铂金包。

    那一天，在餐厅，气氛原本很好。小A先生那位正处在分手期的现任情人，带着她的儿子，和我们一家子谈事儿，再顺便吃个晚饭。大人们在谈一笔新买卖，声音压得很低。我们小孩并不熟络，但也维持着表面的礼貌。
    事情发生得很突然，小A先生出现时，我们正准备离开。
    他并没有提高音量，那种从容的残忍比咆哮更具毁灭性。他死死盯着我母亲们的客户：“寄生虫，”他说，目光阴冷地划过我们每一个人，“你们以为你们能在这种地方吃饭是因为谁？我说了不要让我再见到你们！带着你们的小杂种滚回你们出生的阴沟里去！”
    而那位情人女士毫不示弱，他俩就在这优雅的餐厅里，揪着对方的领子对骂起来。
    我的生母没有等服务生来取信用卡，而是匆匆起身去结账，“母亲”则告罪一声，说要去取车了，这是她们的惯例：绝不参与客户间的争吵。
    而我们三个孩子也没闲着，我们被母亲们指派照顾客户的孩子，那个吓傻了的小男孩。我们捂住他的耳朵，把他带到餐厅外面的罗马拱廊下。那地方很旧，石头缝里长着草，乱石堆积，斑驳而苍老。
    我们轮流蹲下来告诉他，没关系，大人有时候会说些疯话，你不要在乎。但他只是哭，哭得浑身发抖，好像要把那些听进耳朵里的脏话，身体里的父辈之罪，通通都呕出来。
    我们三个互相看一眼，齐刷刷地盯着面前的男孩和我们过分相似的头发和眉眼——那是和小A先生如出一辙的基因，我们意识到，好吧，这也是和我们同父异母的兄弟，之一。
    我们走得太远了，远到看不见餐厅的灯光。过了不久，我们的母亲载着她们的客户，开着敞篷跑车一脚油门冲了过来。那位女士鬓发蓬乱，扑下车，一把拽过她的儿子抱进怀里。
    没有咒骂，没有辩解，她只是用尽全身力气抱紧他。母亲们朝我们吹了声口哨，我们三个小孩就乖乖上车去了。
    我们三个趴在敞篷车的后座，看着那座古老城市的阴影里，有两个颤抖的身体紧紧贴在一起，仿佛这样就能抵御全世界投来的鄙夷。车外的风景飞驰而过，母亲们对视一眼，打开音响，放出声浪巨大的摇滚乐，在半山公路上一路驰骋而去。

在我的印象里，阳光总是过量的，把这所寄宿学校的每一个角落照得如同发白的旧照片，记忆就像用巨量的漂白剂漂过，每一片记忆都是苍白而过曝的。
    我记得那是我们的“大日子”，虽然我难理解这日子究竟大在哪里，为何特殊，为何是那天，为何是我。
    平时的我并不是个引人注目的女孩，无人挂念，也从不挂碍他人。父母？不，我想我没有。在这个苍白的学校里，我们所有人就像是培育在温室里的幼苗，无处寻根，我们都扎在营养液里生长。
   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选我。
    那一天，大日子，老师让我站在讲台中央，她则扶着我的肩膀，开始讲课。我低头看着鞋尖，不敢看周围的同学。女孩子们整齐地围着我站着，手里拿着电子屏和电子笔，表情专注，但没有一个人的目光在关心我。老师讲的内容很特别，是关于我们这一代人的“繁衍课”。
    “基因编辑，看似危险，但实则是为了保护你们，”老师的声音很柔和，仿佛试图催眠或哄睡我们，“为了不让你们分心，为了我们伟大的社会更有效率，不再有犯罪，恐惧，罪恶——亲爱的姑娘们，你们这代人多幸运啊！不会在交媾之中感到快乐，你们什么感觉都不会有，一下子就结束了。而男孩子们就有点惨了！他们会感到不适甚至疼痛！但这很好，是非常有利于社会的！当你们完成生育，上交一个孩子，你们就可以离开校园，进入社会了。”
    我心里有个小小的声音想问：那男孩子们如何毕业呢？但我没敢问。这时，隔壁班的一个男孩被人簇拥着，从教室后门扭扭捏捏地走了进来。我记得他很矮，脸圆圆的，看起来相当地不高兴。
    接下来的事情有些尴尬，我被老师推到教室中间，两个班的同学围着我们。老师一声令下，我们开始演示那个刚刚讲解过的“程序”。
    我靠近他，按照指示做了第一步，接吻。低下头的那一刻，我感觉自己像是在操作一台陌生的机器，给一个并不喜欢的布娃娃喂饭。那个男孩子，他的嘴唇软塌塌的，像一块没有嚼劲，不很新鲜的果冻。他推开我，猛地退后，眼神里闪烁着毫不掩饰的嫌弃和鄙夷。
    当时我并没有感到愤怒，更多的是一种巨大的难堪。不是为了我自己，而是为了他，为了我们所有人，都得经历这一切。我受不了了，那种被无数双眼睛围观，被当成一台生殖机器的羞耻。
    我转身，夺路而逃。没有一个人追出来，走廊空旷，只有摄像头像向日葵一样随着我转动。我没有回头，一心一意地在那些过曝的白色走廊里奔逃。然而一只灰色的机械机兵无声地滑到我头顶，金属爪子捏住了我校服的后领，只一抓，就将我提出了教学楼之外。失重的瞬间，我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力气。我扭打着，撕扯着，带着它一起从高空坠落，一头栽进了学校那个马卡龙蓝色的泳池里。
    水很冷，我挣扎着浮出水面。岸边，不知何时立着一个崭新，修长，美丽的白色的机兵。它的外壳光洁如新，在阳光下闪着夺目的光芒，它金闪闪地俯视着我，用那种毫无起伏的AI音宣判道：“你犯了阻碍人类繁衍之罪，十二星座请选择你的牢笼。”
    无名的愤怒烧干了我的理智——我游向它，抓住它的机械臂，像个疯子一样狠狠抓挠着，然而指甲抠在那光滑的白色涂层上，留不下一丝痕迹。
    “我没有罪！我不认罪！”我尖叫道，并用尽全力把它往水里拽。然而，它纹丝不动，只是机械而轻易地将我的头按进水里。我听到那个宣判声，没有节奏，一遍又一遍，它并不在乎我是否认罪，它只是执行着它的程序。
    水下，我睁着眼，看到阳光透过水面，被折射成细碎的光斑，波光粼粼，透明，美丽，残忍。

载着我和爸妈的那辆白色的，无人驾驶的，长得好像高尔夫车一样的出租车终于停下了。我变得矮小，年幼，正坐在父母中间，膝盖挨着他们的膝盖，他们将我夹得紧紧的。我左顾右盼，透过敞开式的车门，望向周围。四周的车流和道路都很陌生，而那些车都又矮又旧，像从千禧年的老照片里开出来的一样。只有我们这辆出租车的底盘特别高，洁净，一尘不染，闪着优美的白，高得能看见其他车顶上风尘仆仆的灰。
    他们下车时没说话。
    爸爸从左边下，妈妈从右边下，门关上的声音一前一后，咔哒，很轻。政府大楼的台阶又宽又长，白色的大理石柱在下午的太阳底下白得晃眼，如同贝母般闪着流光溢彩的白。
    爸爸探身进来，按了两下前座无人驾驶区域上的操控面板，修改了目的地，我疑惑不解地望着他。
    “我们还有事要办，你自己回家吧，家里还有饭，热热吃了。”爸爸这样说到，打发出租车将我送走。
    我忽然福至心灵——要么是离婚，要么是比离婚更糟的事，要么就是，他们要把我扔掉！
    我的腿比脑子动得快，等我反应过来时，我已然追上了正在攀登台阶的他们，抱住了爸爸的大腿，脸贴在他熨烫齐整的裤管上，我几乎能闻到阳光的味道。他停下，妈妈也停下了。我们三个在台阶中间面面相觑。
    爸爸低头看我，叹了口气。在他的叹气声里，我听见车开走的声音。
    我扭头时，我们的那辆白色出租车正汇入车流。我真不明白它怎么会溜得那样快，几乎是瞬间，它就已经在道路的尽头了。它实在太高了，在那些老旧的车中间像误入鸡群的鹤，白色顶棚在正午的阳光下闪亮亮的，阳光反射其上，光芒仿佛在眨眼。直到最后，它变成了车河里一个移动的白点。无人驾驶的出租车载着空无一人的后座，就这样往我家驶去。
    爸爸的手落在我头上，揉了两下。
    “走吧。”他说。
    我们一家三口开始攀爬台阶，没有人说话。攀爬的间隙我想起，似乎我追下车，是想问问车费要怎么付，但这一路我一直敢没问出口。

我和我的朋友，本来开开心心准备一起去听德奥音乐剧明星演员的拼盘音乐会，然而，一切从音乐会前的快闪活动时开始变得不对劲。
    当我拿到那本场刊的时候就觉得不好，那册子拿在手里有一种令人不安的粗糙感。翻开册子，那首我们要一起唱的《Ich gehö nur mir》像是临时加印出来的，被粗暴地只用两颗订书钉胡乱钉在册子里。更荒谬的是，正本册子并不是音乐会的场刊，而是我朋友她最讨厌的一个游戏的设定集。
    我感到一阵惶恐，仿佛手里拿着的不是一本册子，而是一块烧红的炭火。我迅速将它塞进背包深处，动作之快，连我自己都感到羞耻。她一直声称自己非常讨厌这个游戏，但我一直在偷偷玩，没有告诉她。
    快闪活动结束了，人群潮水般退去。我们也跟着人潮往演出场馆走去——突然，她停下了脚步。夜色毫无征兆地明显起来，四周静得可怕，只有一轮苍白的弯月悬在头顶。她脸色惨白地说她不能动了，无法再前进一毫。
    她惊恐发作了。
    “我弟弟要去澳洲，”她喃喃道，声音轻得像毛毛细雨落地，“还有，我没敢告诉我爸，今晚我们要通宵看音乐会，所以不回家了。”
    这两句话像两块巨石，瞬间压垮了她，她骤然在我面前蜷缩成一团，肩膀剧烈地颤抖，她靠在我的怀里，练埋进我的胸膛，眼泪顿时浸湿了我的衣襟。那一刻，我感到的不是同情，而是一种近乎窒息的恐慌。因为与此同时，我脑子里想到的还是那场即将开场的音乐会。我开始后悔约她一起前来，我为了这场音乐会等了这么多年，那里有我等了十多年才来华演出的一名有名的歌手，那是我十年平庸生活里唯一的渴望。
    我做出了决定。
    我扶着她坐到球场边的长椅上，那里黑得像是世界的尽头，仿若连接着黑洞。我把她安顿好，告诉她我就去买杯水，很快回来。她哭泣着，没有抬头，只是死死抓着我的包。但我还是挣脱了，并头也不回地奔向音乐会场馆。
    奇怪的是，当我踏入场馆，外面那种浓稠的黑夜竟突然变化了，它变成了一种柔和但灰暗的黄昏。露天梯级剧场中间围绕着一汪湖水，德奥的音乐剧明星演员们在湖面上踩着花岗岩质地的硬石板桥，正快乐而精神饱满地歌唱。
    显然，我迟到了。我捏着自己的票根，那不是正常票面的硬卡纸，而是一张柔软的、廉价的黄色纸条。我按票面找到座位，然而那里已然坐着一个女人。她瞥了我一眼，眼神里满是鄙夷。
    “你再仔细看看票，”她耸耸肩，“这是我的位子。”
    我低头看向手中的票。那张黄色纸条上印着的赫然是“田馥甄演唱会”。
    这算什么？取票机竟然出了故障？那我是怎么检票进场的？然而当我找到工作人员，他们只冷漠地挥挥手，打发我随便坐。
    可偌大的场馆里哪里还有我的位置？到处都爆满了。
    我在过道间游荡，风吹过舞台中央的水面，带来一股灰心丧气的滋味。这时我忽然想起了我那可怜的朋友，我记得她哭的时候，我并没有真的感到难过，我只是在计算着我错过了多少首歌。这就是我的夜晚，我期待了十年的夜晚。
    今夜，我既没有成为一个忠诚可靠的朋友，也没有成为一个沉浸在艺术里的观众，我只是一个手里攥着一张废票，在歌声里无家可归的怨魂。

我们被“她”拖进了一场谁都不想排的英语舞台剧。
    她，那个女孩，是一个很爱“秀”的人，总要在人群里弄出点声响，好像自己是聚光灯下唯一的演员，而我们其他人不过是陪衬她的布景。我们整个学习小组的人，都对她那些莫名其妙的行为感到厌恶，但我们更害怕出头，总是出于各扫门前雪，不当出头鸟的精致利己主义心态，谁也不作声。
    直到她擅自填了报名表，给我们报名了那场英语舞台剧，那场谁也不想去的比赛。
    在小组讨论时，她曾提出过参赛的动议，而我们，没人反对，也没人答应，所有人都表现出一种消极抵抗的情绪，我们厌恶比赛，厌恶作秀，每日被学习的车轮碾压着，谁还有力气在舞台上表演呢？但我们谁都不开口明说，都维持着一种心照不宣的死寂。
    然而，她就那样大喇喇地用我们全部人的名字报了名，组长位置赫然写着她自己的名字，事情就这样定了。
    之后便是漫长的真空期。
    我们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着这件事，谁也没去排练，谁也没有提起，没人写剧本，没人做道具——包括她也没有动作。我不明白，明明是她报的名，但她却从来没有推进过这件事。她在等什么呢？等我们跪求她放弃，还是等剧本奇迹般地从地里长出来？我也不知道。
    每天下午固定的学习小组活动时间，我翘掉活动，只顾坐在学校琴房练我的曲子，其他组员也各自消失：有人去踢足球，有人在图书馆温书，有人在操场上一圈圈跑圈。我们合谋般地沉默，仿佛只要不排练，比赛就不会到来。
    直到比赛前一日，很显然谁都交不出东西。英语老师堵在教室门口，质问我们为什么没有准备，她的身影被夕阳拉得很长。那女孩终于不得不面对这个现实，她终于慌了，颤抖地问我们是否有人做了任何一样准备。
    我们像一群冷漠的僵尸，杵在教室里，那一刻，我们齐刷刷，直挺挺，空洞洞地望着崩溃的她。没人道歉，也没人解释，没有愤怒，没有愧疚，就像在看一出早就预知结局的闹剧。我们只是望着她，望着她，望着她。
    她崩溃地跑出去，我看见教室外的走廊，变成了一道一道巨大的、封闭的圆弧。黄昏的光把墙壁烤成暖黄色，我们所有人阴暗又漆黑的影子在她身后被拉得老长，贴在冰凉的瓷砖上，将她的退路堵得一片漆黑。

我家的房子买在单元楼的一楼，永远昏暗，阴湿，不见天日。我们在门边的墙壁上挂了一个供龛，父亲的牌位就挂在上头，每天出门前都要仰望这道结痂的伤疤。
    我不记得父亲的脸，据说他死在我上小学前，只留下妈妈，我那上高中的哥哥和我相依为命。每个需要出门的清晨，无论刮风下雨，母亲总逼我在那牌位前上一把香。香的支数必须是3的倍数，若是数目错了，她说，你爸爸在地下会不高兴的。
    那是一个雨天，细雨绵绵，门外一片昏黄，我怕迟到，胡乱抓了一撮香点着，就要往那供龛里插。母亲厉声喝住我，说数不清香是大不敬，要我立刻马上数个清楚。我慌乱地点着数，冥冥中感觉数其实不对，多了一支或两支，但我实在赶着上学。
    可香还没插上，它们便在我手中发疯般地烧起来，有的火苗窜起又猝然熄灭，有的从中间折断，零零散散掉在地上，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掐灭了。
    母亲上班也要迟到了，瞪我一眼，扔下一句“让你哥过来盯着你数”，便披上雨衣冲进雨幕。而哥哥只是背着书包，沉默地站在门边，像一枯朽的木桩，无声无息。
    我重数，感到这次应该是数对了的。但我的手指捏着细细的的香梗，要将香插进香炉时，它们依旧断裂了。滚烫的香灰簌簌落下，烫在我的手背上。我咬着嘴唇，在哥哥的注视里再点第三遍。窗外雨声嘈杂，屋里香雾缭绕，我满心都是对迟到的恐惧。而那香灰仿佛不是落在手上，而是落在我心里，从一个早就被烧烫出来的，永远填不满的空洞中簌簌地穿过。

一天下班，我和一起学芭蕾舞的朋友去听音乐会，我俩背着沉重的电脑包，不知为何我俩的电脑包就像登山包一样庞大而重若千钧。没有曲目单和票根，但我就是知道，自己是来听贝多芬的D小协和第五交响曲的。
    我俩进场时记错了座位楼层，径直上了二楼楼座，坐到了堂座对应的排数和座位上。这个剧院的楼座，层高之高是前所未见的，它高得有些不近人情，高得手可摘星辰。剧院的设计者似乎完全忘了观众是需要看见舞台的，6、7层的楼座层层叠叠，把观众的视线切割得支离破碎。
    整座剧院座中人不多。尽管没有staff来查票，但我俩对视一眼，心里清楚，我们坐错了位置。于是我们起身，混在陆续进场的人流里，偷偷摸摸地潜入了一楼堂座。我的包磕到了椅背，也许还磕到了其他的观众，但没有人对这不停进场的人流，或者我们，提出任何的异议。
    然而，即便我俩已经坐到了堂座，我们依旧看不见舞台。舞台竟然沉在堂座下面——谁家好交响乐团在这种演奏会上，直接沉在乐池里演出的？！
    音乐声一直在响，声音大而饱满，激情四射，但我确信，那不是D小协，或者第五号，那绝不是贝多芬的任何一首曲子。四周的灯光越来越暗了，周围的听众都安静地坐着，我也没动，只是听着那支我不知道名字的曲子在渐进的黑暗中激昂地回荡。

那是一个刚刚雨过天晴的夜晚，马场的空气里弥漫着湿透的青草芳香，也许这才是金钱的味道。我本不该在这里做骑师——我学成归来后没有任何一个雇主雇佣我，我没有在任何一条赛道上跑过哪怕一米。但我家里人付了很大的一笔钱，他们急需看到投资的成果，于是在马会的操作下，他们挤掉了一个正直，有实力的骑师，而我被塞进了这身并不合身的骑师服里，让我这个初出茅庐的新手代替他参加今晚的六场比赛。
    前两场比赛已经结束了。
    坐在更衣室里，我感到此刻的我简直像个天大的笑话。我收到通知，让我赶来参赛的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，就算我和经纪人紧赶慢赶来到赛场，也没能赶上前两场比赛。我顿时感到一阵疲乏与无奈，心想不如消极抵抗算了，反正没了我，马主似乎也能找到其他替补。
    下一场比赛还没有开始，我信步溜达到二楼的包厢，挤过层层人群，我来到一片落地的玻璃幕墙前，下方的绿荫跑道上，颁奖典礼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然而亚军马和季军马都有他们的马主牵着绕场，只有冠军马左右空落落的，既无骑师，也无马主的身影。
    门突然间被推开，一位身着白色亮片长裙的夫人带着一群黑西装的随从和保镖，呼啦啦涌进来了。从人们的交谈中我听见，这就是刚刚赢得第二场比赛的那位马主，那个要用我这场首秀的女人，而房间里的人们都是地位次于她的宾客，还有她的员工。
    夫人刚赢了第二场，脸上带得体而愉悦的微笑，她手里拿着一叠信封和一捧花束。她没有选择游场接受大众的庆贺，而是来到了这里，这个属于她的王国，和她的“子民”同乐。她不知从哪里拎出一份名单，开始发花红。名单上的人一个个走到她面前，恭敬地接过红包，脸上挂着那种训练有素的，温驯客气的笑容，轻轻地说着恰到好处的恭贺之语。
    直到她念到了我的名字。
    房间里安静了一瞬。我没有动，没有伸手，没有应声。我不能无功受禄。
    我站在人群中间远远地望着她，对她微笑了一下。她看到了我，那美丽娴雅的眼睛里却没有任何怒气，只有一种居高临下的、近乎慈爱的温和神色。她向我点了点头，微笑着念下一个名字。
    分发花红的仪式还在继续，那一刻，我知道我完了。不是因为迟到，也不是因为无礼地拂了她的面子——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。
    夫人离开后，一个穿黑西装的随从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礼貌地请我离开。走在通往出口的长廊里，身后是欢声笑语和赛马冲线时人们激动的叫喊声。我回头，看着那片漆黑夜幕下灯火通明的赛道，它依然那么美。
    我的职业生涯还没开始，就已经结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