家里的人口稠密得像一锅煮沸的饺子，空气里弥漫着陈旧家具和久未打扫的灰尘味。我没找着丈夫的影子，也不想要那个面目模糊的“父亲”干涉我的生活。怀着身孕，我像个异类，固执地拖着行李搬进了家里一位女性朋友的房间，将头枕在她的手臂上。只有在她身边，在那片狭小的、属于女性的领地中，我才能阖眼。

  半夜，肚子里仿佛有一台老旧的钟表开始疯狂敲响。家里的女人们紧张起来，张罗着叫了救护车，那个意见最大的“父亲”，此刻倒是彻底隐入了墙纸的阴影里。红光闪烁，映亮了客厅斑驳的墙壁。两个护士从车上走下来，她们说着急促而陌生的粤语，我原本是会听的，但在那时那刻，那些音节像某种异国的咒语，我半个字也听不懂。头和肚子同时传来一阵阵钝痛，我像是要被这疼痛压碎。

  生产猝不及防地发生了。我没有感觉，灵魂悬浮在天花板上——俯瞰着那只被剖开的蚌，露出一个惨白的、闪着珍珠色泽的婴儿。它滑腻腻地落在地上，羊水“哗”一下蔓延开在客厅的水磨石地上。那婴孩像一个冰壶，在满地浑浊中越滑越远，而那段红色的脐带，像一条自行断气的蛇，不知不觉竟被婴孩被拉断了。

  护士还在用粤语念叨着什么产后护理的规矩，声音忽远忽近。我猛地睁开眼，现实带着疼痛忽然砸在脸上，一把掀开了脸上的眼罩。

  头痛一下消失了，只有胃里还残留着不知名的钝痛。

有桩心事，说起来真像一场褪了色的旧梦。

  那时节，我是城里没根没萍的一个孤女，饿得只剩下一把骨头，偏生眉眼还算周正。也不知是哪世作的孽，驻防在此地的孙大帅，行军路过，一眼便瞧中了我。他那班丘八不由分说，将我掳进一所深僻的小院，强纳作了外室。

  那一夜，红烛高烧，我却冷得像块冰。谁知第二日天还没亮透，他便披上戎装，带兵出了城，再没回头。

  我就在这阴沉沉、死寂寂的院子里木然枯守。过了些许时日，忽然来了几个穿着时髦西装的先生，问我可愿上堂，指证那军阀强占良家妇女。我心里猛地蹿起一丝光亮，想也没想就应了。

  可没过几日，又有人登门探访，说是无需我去作证了，那些人留下一张报纸——原来那孙大帅，在离了我那院子的次日，乘火车北上，半途竟叫人安了炸弹，炸得连个囫囵尸首也没留下。

  我捏着那张油墨味刺鼻的报纸，立在空荡荡的房中央。窗外是无穷无尽的昏黄暮色，屋里是透不进半分光亮的死寂。入眼只有满目苍凉，不知此身何去何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