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灾变前，弟弟只记得爸爸推着割草机修葺门前草坪时那健壮而快活的样子。那时天蓝草绿，爸爸总是带着自己的那个老工具箱，在门口和后院忙活着修这理那，他们的小房子曾是街区里的模范房屋。
    现在，爸爸病了，哥哥则接过了他的工作——但一切都变了，哥哥不再使用那些工具，而是徒手搬来许多路障，将他们的小房子保护起来，并经常悬浮在他们家门前的半空，双眼如探照灯般扫过街道。只要有一个感染者或变异的怪物靠近铁门，他眼中的热射线就会将它们汽化。
    弟弟干活累了时常捧着脸坐在门阶上，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变得和哥哥一样强，这样他们俩就可以一起保护爸爸了。哥哥在保护他们的同时，弟弟就在屋里修补这个家和照顾生病的父亲，兄弟俩一寸寸地，对抗世界的腐烂。
    直到征兵队来了。他们几次三番地上门，最后再也不提什么荣耀啦，财富啦，而是和哥哥一起，沉默地听着屋里那位父亲的咳嗽声——那声音像破风箱一样绝望和喑哑。
    “他的病需要红堡的设备，”军官说，“只有你加入我们，才能救他。”
    于是，兄弟俩自小住到大的那座小房子，在一家三口搬进红堡后，迅速被变异潮席卷了。红堡是一座巨大的军事要塞，墙壁由某种生物金属构成，在军人们抗击变异潮的时候甚至会微微地搏动。哥哥穿上了军方研制的动力甲，注射了军方的试剂，潜力得到开发，变得愈发强大。
    然而弟弟发现，爸爸的皮肤开始如老树一样枯萎，生命力也日渐凋零。每一次哥哥在城外用异能击杀怪物，爸爸床头的生命监测仪就会滴滴惨叫起来，爸爸已经陷入了昏迷，但仍会发出痛苦的呻吟。原来哥哥的异能，哥哥的神力，是用他们父亲剩下的日子换来的。
    弟弟再也看不下去，于是冲上了城墙。
    在微微跳动着的城墙上，鸟瞰所见，外面的世界是一片炼狱。无数穿着动力盔甲的士兵在天空中交错飞行，他们是谁的兄弟，谁的父亲，谁的儿子？他们像一群被同化的幽灵。
    热射线织成一张红色的网，把涌来的变异潮挡在壕沟之外。大地被血浸透，暗红的天边，黑色的雷云带着电光正咆哮着逼近。
    弟弟在那一排排飞掠而过的士兵中寻找哥哥。但他认不出来了，那个曾在门口为他挡风的大男孩，此刻只是这台巨大战争机器上的一个零件。他最终没有喊出声。弟弟攥着兜里从家中带来的那一小把种子，城墙一直沉默而恒定地微微跳动着，如同世界的心脏陪伴着弟弟，他们一起俯瞰看着那片被鲜血染红的大地。

当公司那辆掉漆的白色面包车停在写字楼的大门前时，太阳正阴恻恻地隐在云雾后头，很有一种出师不利的征兆。面前那栋建筑通体钴蓝，流线型的椭圆大门像一枚被切开的咸鸭蛋，但涂料又让它看上去闪着飞船般的科幻光泽，安在这个荒郊野岭开发区的写字楼门前，显得格外用力过猛。
    领导、前辈和我，三个女人站在车头仰望这个写字楼，透过蓝色玻璃凝望着路演厅。不知怎么，从高到矮，恰好排成了一个WiFi信号的图案。
    然而我们进不去。
    上一场路演的主办公司像个死皮赖脸的钉子户，死死咬住会场不肯退场。我们绕着这枚鸭蛋形状的写字楼转了两圈，没找到一家星巴克，甚至连个能落脚吃两口关东煮的便利店都没有。最后，我们只好龟缩回了自己的面包车上，车厢里的空间相当逼仄，我们只能把面包车后盖打开，才觉得透了口气。
    我弓着背，电脑架在大腿上，屏幕上是我们要讲的PPT——其实我们只是一家拍短视频植入软广带货的公司，说得高雅点叫MCN，其实也就是个自媒体团队。
    前辈探身过来，突然把光标移到了目录的第二段和第三段之间。“这里加一段，”她说，“新加个业务，今天我要讲四个Part！”
    我偷眼盯着会场，上家随时会散场，我们随时要上台。我不理解，前辈却不管，自顾自地夺过电脑开始继续画PPT。
    “啊对，过两天我休假，你知道的吧。”她头也不抬，“我加上的这部分你记得接着弄后完插进视频。”
    在一旁一直沉默的领导终于开口：“她做了有什么用？这几期内容不是早就拍完了发布了么？”
    空气凝固了一秒，回车声一响格外清脆：“哦，其实我们还没拍完呢。” 前辈慢条斯理地对我说道，“我今晚回去会把今天说的新内容全剪进去，再发这几期。我休假之后的视频，你记得都要加今天这个新内容哈。”
    那一刻，我感到一种深沉的、被抛入虚空般的忧伤。车窗外，椭圆的写字楼展示厅闪着廉价的金属光；车斗里，我们仨挤在灰尘里，只能看着前辈一个人在这个随时可能坍塌的舞台上，缝补着不知道谁创出来的大破洞。
    世界很大，班子很草，我只觉得后续要继续帮忙填坑的自己很愁苦。

因为两天连续醒来的瞬间即刻就把做的梦忘了个一干二净，所以无梦可写，事已至此，写个杂谈篇吧。
    应该是小学时看完盗梦空间，接收到limbo这个概念后产生的潜意识，从那时起，我有时会在快入睡，将要失去意识之前看到一个图像/片段：

    深夜，高楼大厦之中，两栋楼间牵着一段很长的钢丝，而“我”的身体倒吊或者坐在钢丝上，视线悠闲而居高临下地鸟瞰，欣赏着钢铁丛林中的灯光，但同时我清楚地知道，这片区域除我的意识以外，空无一人。

    后来初中读《神曲》的时候知道了边狱的概念，因为我缺乏与梦境或者心理学相关的知识（也一直没有时间去学习和阅读），于是我浅薄地把这个似梦非梦，似醒非醒的入睡前状态叫做“Limbus”，本意为未受洗的婴儿与善良灵魂徘徊的边缘永恒之地。这个片段经常存在于我清醒和丧失意识入睡的夹缝，在快睡着前的瞬间一闪而过，所以我借用了这个名词来称呼这个状态。
    目前我见到过两个Limbus，一个是夜幕下的钢铁丛林，另一个是白天葱茏的玻璃花房，它们并非我的想象，而是某天突然所见，多次在睡着前的瞬间闪现的固定画面。
    于是我开始利用Limbus来进行入睡暗示，每当我想要快速入睡时，就会让自己回想Limbus的画面，并在其中做一些特定的事——有别与睡前给自己脑海里放映幻想，在Limbus里能做的事有限，通常是让钢丝像秋千一样逐渐晃荡起来，或者是让后背往下坠，掉入钢铁丛林中的某一个房间之类。通过这个冥想片段，我很快能暗示自己失去意识睡着。
    但如果回想出Limbus后在其中做出太多其他动作，比如创造出一个人物和我的意识进行对谈，或者想象这片城市之外或者天上有什么，这个Limbus就会成为幻想，我就无法入睡，并意识到这只是我天马行空的想象。
    Limbus一般不会成为我梦境的出发点，不与梦境的起始接续，我进入Limbus后一般会直接睡着，仿佛关机一样，然后再开机重新开始一个全新的梦境。
    但有很小的概率，在一个梦境收束时，它会接上我的Limbus，梦境中的某些人物或可能会来到那根钢丝上，和我的意识产生互动。这时我一般会感到像锚点被入侵般的恐惧，无论那些东西做了什么，我很快就会意识到这是梦并从Limbus里脱身醒过来。

车队驶离主路，驶入深山，最终停在一栋冷清的行政机关楼前。推开铁门，里面空无一人。这栋楼还保留着上世纪的风貌，玻璃上贴着蓝色的玻璃改色膜，令窗外照进来的日光变成阴冷的蓝灰色调。灯已全关，办公桌上还散落着使用中的办公文件，椅子都还是七零八落的状态，仿佛上一秒人群刚完成撤离。
    没有找到对接的人，我们便重新上车，直奔驶向几公里外那所荒凉的小学。
    那是一座被阴天笼罩的建筑群，日光惨白，热风吹拂，好像随时会下雨。教学楼外侧焊着密密麻麻的铁窗楼梯，透着一股不可名状的封闭感。我们在一间阴暗的教室驻扎下来，把它定为大本营。整顿完毕后，剩下的人背起包，陆续走出教室，走进阴暗的，没有开灯的教学楼。
    离开时我注意到教室前排还站着一名队友，他的面前是一个巨大的紫色登山背囊。他似乎并不急于出发，只是慢条斯理地将包里的物资一件件拿出来整理，又塞回去，登山包塞得鼓鼓囊囊。
    踏进了焊着铁栏杆的楼梯间，我们都没有开灯，也没有用手电筒照明，只是借着那惨白的天光搜寻着我们的目标。我独自一人搜寻着，没有特定的方向，只是机械地上下穿梭于各个楼层。楼道里偶尔传来对讲机的通讯声，或是队友借用校园广播里断断续续的通话，提醒着我同伴们的位置。
    我总觉得，这栋楼里还有除了我的队友之外的其他人也在搜寻什么，但我总是下意识地绕开他们，迂回选择无法和任何人碰面的路径。因为每次都成功躲避了其他人，所以也无从证实这学校里是否还有其他队伍的存在。
    在漫长的搜寻中，我发现自己总是不自觉地绕回原点，回到那个“大本营”。每一次推开那间教室的门，都能看到那个巨大的紫色背囊依旧稳稳地待在原地，那个队友还在那里收拾东西，仿佛外界的时间与他无关。

我梦见自己是个教钢琴的，在一个小县城安家落户，以教琴为生。
    那天，我的学生吵着不肯练琴，非要我带她去看路过琴行门口的花车巡游，那花车做得像个巨型的三角钢琴，大到足以让一个乐团坐在上面开演奏会。更离谱的是，里面还套娃一样摆着一台正常的三角钢琴，有个小女孩正在上面弹——说是弹，其实更像在敲，好像钢琴里面安的其实是个案板，而有人正在里头杀鸡。
    因为实在魔音贯耳，我拉着学生想走，可人潮推着我们往前。我那学生，平时胆小又怯场，闷得像个葫芦，但今天大概是受了同辈压力的刺激，居然拨开人群冲上去，在众目睽睽之下挤开演奏的小女孩，弹了一段一模一样的曲子。
    那效果同样惨绝人寰！
    我赶紧把她揪下来，嘴里直念叨着对不起。
    这时候，小女孩的爸爸从人群里钻出来了。这人其貌不扬，但衣着看起来非富即贵。他指着我那闯了祸的学生说：“弹得好！这才是艺术！”然后又指着自己的亲生女：“你看看你！”
    小女孩不服，梗着脖子顶嘴。她爸急了，开始抬出我来压她：“老师，你快教教她！”
    我只好蹲下去，开始教小女孩怎么练琴。我说告诉她要学会制定一个大目标。拿张便利贴，在最上面写上那个大目标，下面的小目标都要围着它转。
    小女孩捏着笔，若有所思。她在便利贴顶端写下：“吃肉”。
    我说不对，大目标是要关于练琴的。她又在顶端写下：“练琴5分钟”，再在其下写：“吃红烧肉炖白菜粉条2小时”。
    我快崩溃了，试图跟她讲音阶，讲指法，讲曲式分析。她盯着我，一脸天真：“老师，你不觉得吃饱肉了才能练琴吗？”
    我愣住了。这话简直像一道闪电劈进我的天灵盖。我想起那些年我练琴的日子，饿着肚子，手指因为低血糖而颤抖。是啊，我看着她那张理直气壮的脸，突然觉得这孩子确实是个天才，至少在红烧肉理论上。至于钢琴弹得烂不烂，谁在乎呢？毕竟，这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也不靠钢琴吃饭。

飞机在雨幕中降落在一片绿意深处——那甚至都算不上机场，只是一块平整的荒地，整个小镇被参天的青松围在中间，雾蒙蒙的。
    一下飞机，我立刻就看见了我的父母。他们撑着一把宽大的黑伞，穿着很少见的黑色绒面大衣，看起来既庄重，又有一种区别于日常的可爱，看得出他们很重视并享受这次家庭旅行。我忍不住笑出声来，走过去钻进伞下，三个人挤在一起，搂成一团。父母一边走，一边跟我讲这几天在这座德国港口小镇的见闻，讲那些迷宫一样的巷子和谜题一般的历史。我听着，心里觉得暖洋洋的，因为工作而不得不迟到而产生的愧疚感，一下子就消失了。
    距离登上邮轮还有一段时间，我们本来准备再游览一阵小镇风光，然而面前那条横贯城市的碧色水流突然汹涌起来，渔船在浪里摇荡，几乎要撞到两岸的房屋了。但我们谁也没觉得扫兴，既然去不成，那就算了，我们干脆直接登了船。

    再醒来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陷在一张红褐色的大床里。这艘邮轮的内部有点特别，不是常见的纯白，而是暖棕色的木质装潢，像一间老派的图书馆，或者标准中式行政机关配色，好奇怪，为什么欧洲的邮轮上会有这样的装潢呢？为什么德国小镇的色调看起来像江南水乡呢？我搞不明白，也懒得想为什么——哪有那么多为什么。
    床头有个老玻璃鱼缸，长方形，水有点浑，我看不清里面的鱼，但这也无所谓。我就这样赖在床上。反正难得的假期，浪费一点也没关系。
    父亲和母亲经常会敲门来看看我，他们总是穿戴得整整齐齐，像是刚去参加完一场晚宴，他们肯定是趁着我大睡特睡的时候到停靠的港口玩了。我裹着被子靠在门口，看着他们神采奕奕的脸，心里很高兴，他们是那样精神和高兴。
    但我不想出门，只想守着这个昏暗安静的小房间，海上如此安静，没有工作找得到我。
    如果不睡觉，我就去邮轮的最底层。推开一扇厚重的舱门，时间仿佛被拨回了上个世纪。那里永远是黄昏，永远是冬天，空气里弥漫着木头和机油的味道，一个穿着英式女仆装的姐姐在那儿忙碌着煮茶。
    我不知道她是古装爱好者，还是鬼魂，反正我裹着毛毯，坐在木箱上喝她给我倒的茶。她一边擦拭着茶具，把银质餐具都擦得亮闪闪的，一边轻声讲着那些老欧洲传说或者海盗故事。至于讲了什么，我大多没记住。我只记得那个空间里弥漫着红茶的香气，记得窗外模糊的海声，记得那种什么都不用想的轻松假日氛围。

我回到了高中时代——校舍是陌生的，瓷砖是轻盈的米白色，灯光是柔和的黄色，像蒙了一层薄薄的，半透明的纸。没有记忆里那种阴冷和潮湿，一切都干燥而温暖。
    我在地下一层的架空层走道上走着，头顶上方悬着我们的体育馆，我想回宿舍，脚步很轻，心也是轻的——也许是意识到梦里不需要高考的原因吧！经过体育馆负一层篮球场的入口时，那里聚集了很多人。学生和校外的人混在一起，多得甚至排到了走道里。奇怪的是，人那么多，却并不嘈杂。他们只是整齐地排列着，像某种精密的仪器，一丝不苟地做着武术动作。手臂挥动，衣角翻飞，静默无声。
    我看向其他那些路过的学生，他们抱着书匆匆走过，他们并不知道，也不在意，就在几步之遥的地方，一场爱好者的聚会正在热烈地进行着。世界在这里被切成了互不相交的两半，一半是艺术，一半是日常。井水不犯河水。
    我停下脚步，看了看门口贴的一张海报。纸张很新，上面写着正在进行的，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部粤语音乐剧的业余工作坊。
    “请问现在还能walk in吗？”我问了问旁边的工作人员，对方笑着摇了摇头，说这一场和下一场的名额早就抢光了。
    遗憾像一小块薄冰，轻轻地融化了，我没有停留，转身走上楼梯，回到了宿舍。这间属于我的宿舍，也不是我曾住过的那个。房间挑高，墙壁是灰白色，墙体上多了许多玻璃，由黑色的金属衔接——很像我常去的一个大剧院的内部。我趴在窗台的栏杆上往下看。体育场里，那些参与工作坊的人们还在忙碌着，像一群小小的、发着热的光点。
    没有能参加进去，我的心里有一点遗憾。但我静静地趴在那里，感受着从窗户透进来的风，心里又觉得很满足，世界在平稳地运转，我的爱好在脚下发着光，而我也不用参加高考。

我把屋里的大灯关了，只剩下一盏鱼缸灯亮着。漆黑的房间里，冷白色的灯光幽幽地照着房间一隅，悬在玻璃方缸上，是这个生态系统自己的太阳。缸底铺着黑色的火山石底沙，几棵水草稀稀疏疏地立着，蔫头耷脑，不算好看，但有那几条红色的小鱼在里穿梭游着，倒也算静谧和谐。
    一阵没来由的焦虑，我好像无法真正闲下来观赏或理解游鱼的舞蹈，我突然觉得该换水了。
    没什么计划，就是不想，也没法等了。我伸手进去，动作很大，把能看见的小红鱼全捞出来，扔在旁边的空盆里。接着抄起瓢，接满水，便对着缸里猛地一倒。
    水流砸下去，哗啦一声，水花四溅。火山石翻腾起来，水草被冲得东倒西歪，布置好的造景全毁了。
    水浑得像一碗浑浊的泥汤。
    我凑近看，透过晃动的水影和高透玻璃，我看到火山石里头埋着些东西——也许是因为水流而突然生出了些东西。、
    是鱼，浑身惨白的，像死了一样的鱼。但我知道它们没死，他们的鳃盖翕合着，只是头朝上，尾巴朝下，仰望星空派一样直愣愣地埋在沙石里，闭不上的眼睛直勾勾盯着玻璃外，被沙石挤得动弹不得，像地里种着的白萝卜。
    烦死了！我得把它们弄出来！咸鱼的命也是命！烦死了！！
    我的鱼缸架在鞋柜上，位置很高。我得举着手臂干活。沙子进到指甲缝里，湿漉漉，脏兮兮的。每掏出一条，我就往盆里丢一条，那些白鱼不知死活，红鱼也像陷入在盆里，看不见了。总之我腰酸，胳膊也酸。
    我看着这一缸烂摊子，想着还得把这些破沙子重新铺平，把那些烂叶子重新种回去，还要把过滤里的脏棉花洗了，不知道还要弄多久，一股火气直冲天灵盖，我气得醒了过来。

也许做调查记者和做的士佬没什么两样，都是经常在浓雾里转圈，找不到方向的工种。
    当我恢复意识的时候，已在一辆老旧燃油出租车上——破旧的出租车像一头疲惫的野兽，载着我颠簸着冲进一片墨绿色的浓雾。窗外没有能称之为风景的像样景致，只有黏腻的雾气贴在玻璃上，竹影横斜，影影幢幢，不时有锋利的竹叶从车窗上擦过，留下像雨滴划过一样的痕迹，仿佛这村落本身就是一块长满了青苔和霉菌的腐肉。司机沉默得像一尊雕像，而我这个调查记者，此刻失去了所有对地点的掌控。
    我没问这是哪儿，因为这里的每一寸空气都在拒绝着问话，司机将车停在民宿前，撇撇头，让我自行留宿。

    清晨，我在池塘边找到了司机。他蹲在那儿，芦苇和竹叶之间，背对着我，池塘边的浅滩上，是一群栖息的白天鹅。我走上前，那些天鹅的姿势极不对劲。它们没有引颈向天，反而将脖颈反折，深深掩埋在背部厚实的羽毛里。远远看去，它们就像一艘艘搁浅的、覆盖着羽毛的皮划艇。
    它们没有头。
    “摸对了地方，它觉得高兴了，才会把头露出来，你看，像这样......”我的司机低语着，没看我，用他粗糙的手掌抚摸着其中一只鹅的背脊。紧接着，在那团蓬松的羽毛深处，有什么东西开始扭动、顶起。
    它钻出来了。
    那不是天鹅修长而高贵的头颈——那是一条赤裸的人类手臂。
    那段被称之为颈项的皮肤充满久不见光的苍白，手指修长而僵硬，随意地捻在一起，扭曲成一个拙劣的、空心的圆弧，以此模仿鸟喙的形状。它没有眼睛，只有一个由掌心窝成的深邃孔洞，黑洞洞地对着我。
    我的胃里一阵翻涌，这太猎奇了！我往后退了一步，鞋跟踩进水洼，哗一声，就在那瞬，栖息着的那些天鹅齐刷刷地动了——无数条苍白的手臂从羽毛下探出，几只手臂甚至扫到了我的袖口，那种温凉、滑腻的触感让我避之不及。然而它们没有看我，所有的“视线”都死死地盯着池塘中心。
    雾气在那池塘深处急剧翻滚，似乎有什么庞然大物正在深水之下苏醒。
    我没有感到恐惧，只有一种极度的、生理性的厌恶。这种厌恶并非针对怪物，而是针对这片土地本身。这湿漉漉、黏糊糊、仿佛连时间都发霉了的村落，让我忍无可忍。
    “走！”我干脆道。

    上车，司机顺从地发动车子，红色的出租车咆哮着冲出了这片青色的竹影。直到开上一条干燥的、有白色标线的公路，我胸口的窒息感才稍微缓解。
    然而车停了。司机没有回头，语气里带着遗憾：“我只能送到这儿了。我是村里的人，不能离开太久，还得回去喂它们。”
    我看向他，目光落在他搭在方向盘上的大手。在那个瞬间，我忽然意识到，他的指关节似乎也泛着一种不自然的青光，像是皮肤里已长满了苔藓。
    我推门下车，脚刚一踏在坚实的沥青公路上，那辆红色的出租车便呼啸着掉头，再次冲入雾中，尾灯像两颗即将熄灭的烛火，很快被雾气掩盖。我站在路边，不知道自己本来要去哪里，也不知道该往哪走。公路延伸向两端，都是茫茫无尽的，纯白色的虚无。

乡下的天色总是亮亮的，雾气裹着青石板路，滑溜溜的，我沿着巷子里的石板路走，两侧都是老瓦房，黛色的瓦片压着淡白色的砖墙，像走在一副洇湿了的淡彩画里。
    那家面包店就在一座石拱桥边。门脸很旧，木格子窗棂上积着薄灰，但玻璃擦得极亮，透出里面暖黄的灯光。店里没什么人，货架是复古的铁丝网，我抬手想拿下一个面包，忽觉得身后有人，转身，竟看见父母站在哪儿，不知站了有多久。
    母亲理了理我的衣领，又拉了拉我的裙摆，我虚弱地晃了晃。她叹了口气，说：“自打疫情过后，你这身体就不大行了。”
    我没作声，盯着她手里拎着的一个红塑料袋，袋子透出一个漆黑四方的轮廓。
    父亲接过了话茬，语气平淡得像在商量明天吃什么：“你外公外婆的那坟，年久失修，得翻修。我想着，趁这功夫，把你的骨灰盒先放进去，挤在你外公外婆中间。”
    “骨灰盒？你们连这都备下了？”我愣了一下，原来母亲手里的骨灰盒是给我的，它看起实在来很像我外婆捡骨之前的那个骨灰盒。
    “是啊，”母亲疲惫地笑了笑，眼神却飘向窗外，“阴差来勾魂，一看是俩老的守着，哪会想到中间夹了个小的？骗过去，你的寿数说不定就能长些。”
    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总觉得这事不太吉利，像是在急着给自己办后事，而且哪有人在老人家的坟里放小辈的空骨灰盒的。但我没反驳，只是“哦”了一声，脚底下发虚，随意抓了一个面包塞进纸袋，草草结账，便逃回了我自己的出租屋。

    屋里光线很暗，只有一豆阳光顺着灰铁窗棱照进在我的枕头上，我和室友并排横躺在窄窄的单人床上，上半身躺着，屁股搁在床沿，腿晃悠着，像两尾翻着肚皮，上半身冲到沙滩上搁浅，还在蹦跶的鱼。头顶是斑驳的天花板，风扇的影子投下来，室友侧过脸朝我的纸袋努努嘴，我懒懒地躺着，拆开袋子往床上一倒。
    我俩都愣住了。
    那不是普通的面包——纸袋里弹出来的，是一根巨大无比的抹茶碱水法棍，它几乎是发射出来的，粗得要两个人合抱，长长地横亘在床铺上，硬邦邦的表皮泛着一种冷峻的青色光泽。
    “这咋吃啊？”室友皱眉。
    我记得她在现实里是个狠人，能面不改色地干嚼碱水贝果，不用喝水。我从抽屉里翻出一根以前手装柜子剩下的细线锯和一把榔头，又锯又凿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才锯下一小块。
    室友接过那块坚硬的青铜铁疙瘩，放进嘴里试着咬了一口，腮帮子动了动，又动了动，最后还是没能咽下去。
    她看着我，把那团面包吐在了纸巾里，苦笑着说：“太硬了，比你的命还硬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