乡下的天色总是亮亮的，雾气裹着青石板路，滑溜溜的，我沿着巷子里的石板路走，两侧都是老瓦房，黛色的瓦片压着淡白色的砖墙，像走在一副洇湿了的淡彩画里。
那家面包店就在一座石拱桥边。门脸很旧，木格子窗棂上积着薄灰，但玻璃擦得极亮，透出里面暖黄的灯光。店里没什么人，货架是复古的铁丝网，我抬手想拿下一个面包，忽觉得身后有人，转身，竟看见父母站在哪儿，不知站了有多久。
母亲理了理我的衣领，又拉了拉我的裙摆，我虚弱地晃了晃。她叹了口气，说：“自打疫情过后，你这身体就不大行了。”
我没作声，盯着她手里拎着的一个红塑料袋，袋子透出一个漆黑四方的轮廓。
父亲接过了话茬，语气平淡得像在商量明天吃什么：“你外公外婆的那坟，年久失修，得翻修。我想着，趁这功夫，把你的骨灰盒先放进去，挤在你外公外婆中间。”
“骨灰盒？你们连这都备下了？”我愣了一下，原来母亲手里的骨灰盒是给我的，它看起实在来很像我外婆捡骨之前的那个骨灰盒。
“是啊，”母亲疲惫地笑了笑，眼神却飘向窗外，“阴差来勾魂，一看是俩老的守着，哪会想到中间夹了个小的？骗过去，你的寿数说不定就能长些。”
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总觉得这事不太吉利，像是在急着给自己办后事，而且哪有人在老人家的坟里放小辈的空骨灰盒的。但我没反驳，只是“哦”了一声，脚底下发虚，随意抓了一个面包塞进纸袋，草草结账，便逃回了我自己的出租屋。
屋里光线很暗，只有一豆阳光顺着灰铁窗棱照进在我的枕头上，我和室友并排横躺在窄窄的单人床上，上半身躺着，屁股搁在床沿，腿晃悠着，像两尾翻着肚皮，上半身冲到沙滩上搁浅，还在蹦跶的鱼。头顶是斑驳的天花板，风扇的影子投下来，室友侧过脸朝我的纸袋努努嘴，我懒懒地躺着，拆开袋子往床上一倒。
我俩都愣住了。
那不是普通的面包——纸袋里弹出来的，是一根巨大无比的抹茶碱水法棍，它几乎是发射出来的，粗得要两个人合抱，长长地横亘在床铺上，硬邦邦的表皮泛着一种冷峻的青色光泽。
“这咋吃啊？”室友皱眉。
我记得她在现实里是个狠人，能面不改色地干嚼碱水贝果，不用喝水。我从抽屉里翻出一根以前手装柜子剩下的细线锯和一把榔头，又锯又凿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才锯下一小块。
室友接过那块坚硬的青铜铁疙瘩，放进嘴里试着咬了一口，腮帮子动了动，又动了动，最后还是没能咽下去。
她看着我，把那团面包吐在了纸巾里，苦笑着说：“太硬了，比你的命还硬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