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被“她”拖进了一场谁都不想排的英语舞台剧。
她，那个女孩，是一个很爱“秀”的人，总要在人群里弄出点声响，好像自己是聚光灯下唯一的演员，而我们其他人不过是陪衬她的布景。我们整个学习小组的人，都对她那些莫名其妙的行为感到厌恶，但我们更害怕出头，总是出于各扫门前雪，不当出头鸟的精致利己主义心态，谁也不作声。
直到她擅自填了报名表，给我们报名了那场英语舞台剧，那场谁也不想去的比赛。
在小组讨论时，她曾提出过参赛的动议，而我们，没人反对，也没人答应，所有人都表现出一种消极抵抗的情绪，我们厌恶比赛，厌恶作秀，每日被学习的车轮碾压着，谁还有力气在舞台上表演呢？但我们谁都不开口明说，都维持着一种心照不宣的死寂。
然而，她就那样大喇喇地用我们全部人的名字报了名，组长位置赫然写着她自己的名字，事情就这样定了。
之后便是漫长的真空期。
我们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着这件事，谁也没去排练，谁也没有提起，没人写剧本，没人做道具——包括她也没有动作。我不明白，明明是她报的名，但她却从来没有推进过这件事。她在等什么呢？等我们跪求她放弃，还是等剧本奇迹般地从地里长出来？我也不知道。
每天下午固定的学习小组活动时间，我翘掉活动，只顾坐在学校琴房练我的曲子，其他组员也各自消失：有人去踢足球，有人在图书馆温书，有人在操场上一圈圈跑圈。我们合谋般地沉默，仿佛只要不排练，比赛就不会到来。
直到比赛前一日，很显然谁都交不出东西。英语老师堵在教室门口，质问我们为什么没有准备，她的身影被夕阳拉得很长。那女孩终于不得不面对这个现实，她终于慌了，颤抖地问我们是否有人做了任何一样准备。
我们像一群冷漠的僵尸，杵在教室里，那一刻，我们齐刷刷，直挺挺，空洞洞地望着崩溃的她。没人道歉，也没人解释，没有愤怒，没有愧疚，就像在看一出早就预知结局的闹剧。我们只是望着她，望着她，望着她。
她崩溃地跑出去，我看见教室外的走廊，变成了一道一道巨大的、封闭的圆弧。黄昏的光把墙壁烤成暖黄色，我们所有人阴暗又漆黑的影子在她身后被拉得老长，贴在冰凉的瓷砖上，将她的退路堵得一片漆黑。